主讲人裴高才
湖北省作协会员、黄陂作协主席
讲座文字：
黎元洪，字宋卿，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1864年10月19日）生于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滠源乡（今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东厂畈（薛民见《黎元洪年谱》）。
由于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的缘故，人称“黎黄陂”。在民国初年，“黎黄陂”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恐怕算得上是民国之最了。不论是他任大总统期间，还是后来在天津当寓公；无论是总统政书、政府公文、电文，还是文史资料、文艺作品，上至中外名流，下至黎民百姓，都知道黎黄陂便是鼎鼎有名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幼年在黄陂生活了8年，接着到汉阳长到14岁，后随父亲黎朝相举家迁往北塘军营。1882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1889年毕业后，相继任清朝海军“二管轮”，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1896年3月，随张之洞回湖北编练新军。紧接着，三赴日本学习考察，回国后，制订了中国陆军改革的第一个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1904年秋，任湖北新军第二镇协统兼护统领，并提调汉阳兵工、钢铁两厂，兼任丝、麻、纱、布四局会办。次年12月升任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协统（旅长）兼护该镇统制，还兼辖“六楚”（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舰队和“四湖”（艇名湖鹏、湖鹊、湖鹰、湖隼）雷艇。直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中军副将等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黎黄陂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中央第一大都督，管理外交事宜。而在民国大总统未选出以前，他又作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接着他风云际会，频频光顾国家权力顶峰，是我国惟一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先后与民初的五位总统同台的政治家（台湾中学课本将孙中山与黎元洪在汉合影收入）、军事家和实业家。
（一）传奇身历
1、身世之谜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总统的身世像黎元洪那样令人疑窦丛生，甚至令人真假难辨。
早在首义前后，黎元洪的身世之谜就浮出水面。有的说他是安徽人,有的说他是河南人,有的说是江西人，有的甚至说他是越南人。为此，多年来我先后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江西、安徽以及越南等地旁征博引,得出结论：黎元洪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
1982年5月，我赴上海访问了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他拿出《黎氏族谱》说：“在明洪武年间，家住江西豫章（今南昌）的碎瓦墩的黎家两兄弟黎旭、黎旦，黎旦生有5个儿子，长子黎舜臣和三子黎舜元后随伯父黎旭迁往湖北。黎旭先后在黄陂的中和乡（今黄陂祁家湾张家店一带）、北黎家楼居住。黎舜臣由黄陂小西门外的大板桥迁东乡，最后定居在黎家河。由黎舜臣传到黎元洪已历十二代……”他同时告诉我说，上海文史馆薛民见先生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多次到黄陂、天津、北京等地考证,写成了较为系统的年谱，可作依据。薛于1961年写成的《黎元洪年谱》云：黎元洪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一直住到8岁才离开。
东厂畈位于木兰山与夫子山中央地带，门前有一条小河（一里河）流经，不远处可见木兰将军墓。虽然黎氏旧居之房屋早已荒废，但至今原基仍清淅可见，面积约3000平方米。黎任副总统后还专门故地重游，拜谢恩人雷氏，并带其后人到都督府做事……
关于黎氏身世之“安徽说”与“黄州说”。出自1911年10月16日《神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鄂中武士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一文，文中说:“黎氏先祖为皖之宿松人氏，自其祖与父经商于湖北,遂改入黄州府……”同年10月21日出版的《民国报》之第一号《黎元洪》一文，以及由中华书局出版、李新等主编的《民国人物传》（1980年8月）第二卷,载有张振鹤撰写的《黎元洪传》,也因袭了“安徽说”与“黄州说”：黎氏“祖籍原系安徽宿松，自祖父起即经商湖北，遂入黄陂籍”。
为了揭开谜底,我曾五赴北京,查阅了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故宫档案兵部武选第0020（7）号案卷之《呈迭三品顶带尽先补用都司黎元洪履历清单》，里面明确记载：“黎元洪系湖北汉阳府黄陂县寄籍江夏县人。”所谓“寄籍江夏县”（今武昌地区）指的是，黎随张之洞从南京回湖北任职后，开始是靠租借黄陂知名人士黎大钧在武昌的房屋居住，自己发迹后才在武昌中和门建了别墅。由于黎大鈞与黎元洪的出生地仅隔着一条长堰河（今木兰湖），且二人很谈得来，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便结拜为兄弟。
至于李根源著《雪年生录》之“生于汉阳”说。窃以为，李氏的“汉阳”应该是汉阳府之黄陂县。《黄陂县志》载：“黄陂从汉朝到明朝分别属于荆州府、豫州、郢州、司州、光州和黄州府管辖,到了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属汉阳府管辖。”
所以,前面“入黄州府”是指黄州府之黄陂县。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原来持“汉阳说”、年逾古稀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教授，听了笔者的发言后，也认为李根源的“生于汉阳”也许就是指的汉阳府。
此外，对于一位自称是黎元洪侄女的东北人黎金凤(又称黎君)所说：“黎元洪原籍越南,后首迁湖北黄陂,再迁湖北黄集，我父辈兄弟三人，即长为黎元洪，次为黎元皇，三为黎元坦。”并说黎氏三兄弟曾一起到越南祭过祖。此话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传言，有人说：“越南姓黎的多，在前越南领导人中就有黎笋、黎德寿等。说不定黎元洪真是越南人……”
的确，中越两国黎姓都是唐尧的后代。不论是《元和姓纂》，还是《史记?南越列传》都有记载：“黎姓主要郡望有三处：一是京兆(今陜西西安)，二是宋城(今河南商丘)，三是九真(今越南清化、河静一带)。”为了求证,我于2001年4月专门前往越南考察,查阅了越南学者所著《安南志略》和《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等书，都与中国史书记载吻合。在拜访越南黎姓人家时，他们说，天下黎姓是一家，黎姓在越南算是大姓，目前排在前三名。问题是黎金凤所说的黎元洪的两个弟弟与史料记载大相径庭，黎氏后裔也矢口否认。而当时越南正处于法国统治之下，黎大总统不可能到越南祭祖；即使去，也必有记载。且黎金凤乃一字不识，说此话时已是暮齿华发的老人，史书也无记载。故此说只能作为一种谈资而已。
2、妻妾之谜
“小媳妇”（童养媳）吴敬君，用钱买的陶姑娘，醉卧妓院赚个如夫人。
3、“床下都督”之迷
由于武昌起义是下层军官发动的，恐不足以号召天下。而“三武一刘”（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刘公）或避走或伤，党人最属意的“士官三杰”（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又远在北方。只好把颇孚众望的“南洋名将”黎黄陂拉上场。
在2007年6月24日举行的《首义都督黎元洪》学术研讨会上，萧致治、吴剑杰、王士毅、皮明庥等学者，从史学和人体常识的角度，对“床下都督”提出了质疑。
皮先生认为，文坛上常将黎氏讥为“床下都督”，缺乏佐证。王教授援引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一位参加首义的旅台将军的话，称“床下都督”是对黎元洪的污蔑，萧教授采访过辛亥百岁老人喻育之，喻也说“床下都督”不符史实。吴教授则认为，此时身体已经发福的黎氏，是不可能钻进床下的。
那么，“床下都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在《首义都督黎元洪》第十六章对此进行了详尽描述。当时正值袁黎勾结屠杀了张振武，反黎、拥黎的两大报纸《震旦民报》与《群报》展开了一场文字战。老报人蔡寄鸥在《震旦民报》发表了一篇社评，指斥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对此，《群报》则极力为黎辩解，称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效法孔明之空城计也”。 继而，才思敏捷的蔡寄鸥，又以对方论点为题，以纪实的手法，讽刺的笔触，迅速写成了《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两篇小说，并连续在《震旦民报》上发表，顿时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于是，“床下都督”之说就不胫而走了。
4、两任大总统之谜
（1）袁黎“和亲”之谜
袁世凯将黎元洪软禁瀛台后，黎元洪虽然是堂堂副总统，但完全成为聋子的耳朵。但袁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个“泥菩萨”，先是推黎为参政院院长，又导演了一出“袁黎联姻”的政治闹剧。黎氏经过一番斗争，袁氏才同意黎家只嫁女不换亲了。
（2）“继任”与“代行”之争.
袁帝制自为时，梦想让其长子继承大统。取消帝制后，他不得不更改金匮中的名册，即原本是袁克定第一，徐世昌第二，段祺瑞第三。后来更改袁克定为黎元洪。对此，北洋实力派人物段祺瑞极为不满，便玩弄起“继任”与“代行”的把戏，让黎只有三天的任期。
（3）府院之争
黎元洪与段祺瑞本身就貌合神离，再加上黎以国会为奥援，段有军阀撑腰，而且各自身边分别有孙洪伊、徐树铮两位干将，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既有个人因素的纠葛,也有权力之争的居心,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黎、段交恶时，请北洋老将徐世昌调停，徐提出了将徐树铮、孙洪伊两人同时解职的一箭双雕的调解方法,改任双方皆能接受的张国淦为院秘书长。黎、段见双方谁也斗不倒谁,也就只好如此,以各自忍痛割爱将政争告以段落。不久,段又横生枝节,说既然院秘书长去职,府秘书长丁世峄也应辞职,但黎不为所动,段就使出全国20余省区的民政长官和“督军团”对总统进行“忠告”,黎才以夏寿康取代了丁世峄。黎元洪吃了哑巴亏,更是对这位以“霸王硬上弓”的手段把黎由鄂押进京的段祺瑞怀恨在心。接着在对德参战与断交问题上，让张勋有可乘之机。
（4）再作冯妇与合法性之争
1922年上半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想将黎为己所用，极力抬黎出来担任总统。黎怕再受二茬罪，便以“废督裁兵”为复出条件，曹锟、吴佩孚则呈现出罕见的俯首帖耳！哪知，再作冯妇后，他们又玩弄起“合法性”之争，曹锟、吴佩孚内斗……
（5）逼宫劫印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型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了。结果以逼宫劫印的下场告别政坛。
（二）爱才亲民
1、惜才、育才、护才
黄陂不仅拥有距今3500年历史的长江流域第一古城盘龙城，而且举国传颂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就出生在黄陂双龙镇（今姚集镇大城潭）。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理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后来创立的理学（亦称“新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七个世纪。难怪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于1925年在用英文发表的《黎元洪的一生》中这样写道:“长江流域的中游，要找到一个文风甚盛的县份,这便是我的祖籍地黄陂……”
黎元洪虽是行武出身，但他常常手不释卷，尤其是在爱惜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与保护人才方面不拘一格。
他首次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就将培养精英作为大事来抓。尤其是他大胆起用一代教育家蔡元培，谱写了“北大”的教育传奇。
那是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应召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大总统黎元洪亲切接见他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实施“教授治校”。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其实，黎黄陂的育才方略可追溯到派员留日。他留日期间，亲眼目睹了日本飞速发展的军事科技，顿时，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所以，他归来后极力建议张之洞派员到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与军事，张采纳了他的建议，到1906年，湖北地区派出留学生达1360人，占全国派日留学生总数的1/4。也正是这一批留学生经过洗脑回到湖北后，把日本先进的技术与西方的先进思想带到湖北新军中来，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当时，在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湖北新军如此人才辈出，多亏了黎元洪在张总督面前的一言九鼎。
1906年4月，黎出任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陆军小学堂会办后，通过黄陂籍新军32标标统（团长）蓝天蔚，以整顿部队为名，招募大批富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入伍，其中在黄陂招募的96人中就有12个贡生，24个秀才。随后，不是将他们中的优秀者送到陆军小学堂深造，就是选派到日本留学。
也正是黎黄陂惜才、荐才的缘故，从黄陂家乡走出了诸如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医药专家等50多名辛亥革命风云人物。他与黄陂神童书法家冯铸父女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
在武昌首义期间，武汉三镇流传着十岁小女孩以其街头鬻书所得，悉数资助起义军的故事。这位女孩，就是被誉为书法“女神童”的小冯铸。冯铸1901年出生于黄陂县冯家塘村一个书香之家。其祖父冯干臣乃清末秀才，父亲冯拙石（又名白石）业中医，亦饱学之士。冯铸天赋聪颖，年仅三岁，就在祖父的指导下开始练习书法。五岁时师从堂伯、著名书法家冯家灏学习书法，七岁便能书写对联中堂书赠亲友，八岁随祖父母赴京观摩历代碑帖。十岁时，所书之招牌、匾额，以及条屏等艺术品，在武汉三镇历历可见。
武昌首义胜利后，冯铸由父亲冯拙石带领，在武汉三镇设摊卖字，尽将润笔之资捐献起义军，素有翰墨雅兴的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听说后，大为赞赏，特地在都督府召见冯氏父女。
当冯白石携女晋谒时，黎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命侍从捧出文房四宝，要求“女神童”当面试笔。冯铸从容濡墨，挥洒自如地书写了一副对联：“春雷动地苏万物；辛亥义举复神州。”黎见其笔法遒劲质朴，而又清丽秀挺，不禁拍案叫绝，称赞不已。还亲题“女士义举”匾额相赠，以资表彰。
泼墨交流结束后，黎元洪设家宴款待了冯氏父女。席间，双方边品尝黄陂特产“黄陂三鲜”（肉糕、肉丸、鱼丸），边促膝交谈，愉快地畅叙了缕缕乡情。酒兴正酣时，黎元洪提议说：“我们黎冯两家，一家在陂北，一家居陂南；我想收女公子这位才女为干女儿，不知冯先生意下如何？”
冯拙石早就听说，黎元洪还是新军将领时，就颇得士卒心，尤敬士大夫，不拘一格地大胆起用人才。如今，他提议缔结金兰应是发自肺腑之音。于是，他只好说：“草民谨遵台命！”
接着，黎元洪笑容可掬地牵着冯拙石，在司仪的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结拜兄弟仪式。随后，冯拙石拉着冯铸向黎元洪跪拜，并让冯铸亲昵地喊了一声“干爷”，黎元洪“哎”一声后，早已笑到心里去了！
此举迅速被武汉新闻界列为头条新闻，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段家喻户晓的佳话。
在湖北革命军民与南下镇压的北洋军队展开了40余天的阳夏保卫战期间，冯铸在黎大都督和家人的激励下，仍然冒着枪林弹雨，与革命文学团体紧紧站在一起，继续将鬻书所得罄囊助饷。
1912年4月12日，中部同盟会湖北支部在湖南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黎特安排会场上悬挂着冯铸撰书的一幅隶书对联。联文是：
所作空前绝后；其人长乐永康。
（《中山先生驻鄂记》四十三）
上联歌颂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下联是祝贺孙先生健康长寿。
孙中山闻悉该联出自年仅11岁的冯铸之手，在接见冯铸时，赞曰：“诚不愧女神童也！”（《民国日报》1912．5）小冯铸由是而愈益声名大震，慕名而登门索其墨宝者，更是应接不暇。这正是“一朝登龙门，声价高十倍”。
1913年，冯铸没有辜负黎氏的殷切期望，其书法作品被选入巴拿马世界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出，并评为一等奖，获得金质奖章的最高荣誉。而后，在黎元洪的帮助下，冯氏父女专程驶赴上海，拜请当时名闻全国的书法家“清道人”李瑞清和“西冷印社”的篆刻大师吴昌硕为师。经过名师指点示范，加之本人潜心琢磨，终于使其书法艺术臻于不羁一格，笔法多姿的更高境界。
即使是黎氏后来就任了大总统，也没有忘记这位义女，他曾推荐她进入清华学校学习。只是冯父认为，女婿萧林昌外文基础好，培养女儿不如培养萧林昌，最后请黎推荐萧林昌进入北京交通补习所（今北京交大）学习。萧林昌毕业时，冯铸曾专程到京致谢，黎氏曾挽留义女在北京发展，但她执意南归。
不仅如此，黎元洪素来重视子女的教育，曾聘请黄陂同乡、清末廪生王义麟担任家庭教师。同时，也要求他的部下延聘名师执教子女。他的秘书万德尊（曹禺之父），原是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在直隶总督端方属下任标统（团长），黎元洪当副总统时，由于万德尊和黎元洪的部下、湖北老乡屈映光、饶汉祥等人过从甚密，就加盟了黎元洪的湖北帮。在与黎元洪的接触过程中，黎觉得他是一位难得的“秀才”，所以，不久万德尊便成为黎的秘书了。
曹禺，本名万家宝，又名添甲。当时曹禺家初到京城，正好黎氏让屈映光为儿子请了一位拔贡担任家庭教师，于是曹禺也住在屈映光家里，成为拔贡的弟子。曹禺没辜负父辈的期望，常常手不释卷，受到拔贡的夸奖。当时曹禺的理想是当电影明星。不久，他还真的到电影公司考过演员，只是没有考取。不过，儿时的理想成为他后来走上文坛的动力之一。
1916年的10月10日，黎元洪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后，还特地将中南海对民众开放，并且他阅兵式一结束也邀文武官员以及各界人士一同前来游览。这一天，万德尊也带着小曹禺前来光顾。
曹禺父子正在黎元洪的花园里观赏花卉时，黎元洪悄然来到他们身边。一时兴起，便指着花园里养着的一只海豹对曹禺说：“你这小精灵，我今天要拿它来考考你，你会对句吗？”
“回大总统的话，犬子倒是喜欢对句……”万德尊连忙答道。
“很好，我先出上句‘海豹’，你对下句吧。”黎元洪指着一头海豹，对曹禺说。
曹禺思忖片刻，便答道：“水獭。”
“不错，我奖励你两碟豆，并以‘两碟豆’为上联，看你还能对出下联不？”
刚开始，曹禺装作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认为这样的三字联太简单。但他回头一想：“两碟豆”,又与“两蝶逗”谐音。于是,他根据平时先生教给他的谐音之句对,想了想,有了下对:“一瓯油。”
“添甲呀，恐怕你这次理解错了吧！我出的不是‘两碟豆’，而是‘百花园里两蝶逗’。”
添甲得意地笑道:“大总统,孩儿对的不错啊，我讲的不是‘一瓯油’，而是‘中南海上一鸥游’。”
黎元洪历来喜欢读书人，自己也喜欢对句，见小曹禺反应如此敏捷。连声称赞：“对得好！对得妙！”直夸曹禺天资聪颖。说着就把怀中的一块金表取出来赠给了曹禺。在场的幕僚宾客，都忙着向万德尊和曹禺祝贺。
接下来，黎元洪被政潮搞得焦头烂额时，还让曹禺充当“圆光”中的金童，上演了一曲“圆光”的把戏，以卜测政局的前途。
在保护人才方面，黎黄陂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当时晚清湖北当局为维护其统治，实行“草木皆兵”的政策，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黎元洪利用其在军中的威望保护人才，并尽可能让人才，尤其是留日归来的人才“因材得职”。 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中称：“惟恐不尽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归心焉。”
黎有一位黄陂同乡潘怡如，自谓“家世业农，历代相传，厥惟勤耕苦读四字”。潘自幼师从过名师王吉泰，王要求他注重历史，并告以明末清初掌故，因萌发反满清之念。
庚子事变以后，尤其是痛恨清政腐败，非反清不足以救国。便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只身投入武昌黎氏的新军21混成协第41标。对当时之日知会意存怀疑，未敢接近，期从士兵入手，别筑新基。当时新军训练教唱张之洞所作军歌，颂扬清王朝“仁政”。他就将歌词中的“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金与辽”。有人告发到黎处，黎不仅未给他加罪，反而认为他人才难得，并逐步提拔他为排长和连长，参加编教新兵的行列。
后来，潘又积极投入到新近成立的革命组织群治学社。在太湖举行军事演习（秋操）期间，安徽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见军中空虚就举行了起义，潘率领演习部队路过与安徽毗邻的湖北黄梅县时，由于事前未取得联络，正当潘闻讯后率部响应时，起义已经失败。为了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清吏实行了紧急戒严，潘的顶头上司戴寿山觉得潘行迹可疑，在秋操完毕回省时，戴寿山采取突然袭击检查潘所在的部队，将在潘处搜查到的名册等件抄呈黎的司令部。黎元洪调潘审问，时任第41标新兵教官及下士团教官的潘，力陈群治学社组织纯为爱好文学的士兵自动组合，交流知识。黎看到他带来的一些颇富文采的传单，觉得其革命倾向也并不明显，就没有对他进行追究，只是叫他们重新更改社名为“振武学社”了事。
不久，两湖发大水，洪水泛滥成灾。潘当时所在的第41标全体官兵兵分几路到各县出防，潘率领的左队驻扎在石首、公安两县一带。潘乘机鼓动灾民配合长沙饥民抢米，并在防地发展振武学社人员，以壮大革命组织。石首布店老板、教育界人士等纷纷加入振武学社。由于戴寿山上次的阴谋未能得逞，一直对潘怀恨在心，就派员严密监视潘的行动，所以，部队回省途中，他再次故技重演，抄去了不少文件，潘不得不逃亡日本。戴寿山再次告状到黎处，黎就叫戴以诬报潘吸食鸦片了案。
在对待革命党人的问题上，尽管他既不是革命党，在主观上也不同情革命，但他始终以惜才为由，以中庸之道的态度处理；对已发现的革命党能瞒则瞒，实在瞒不过仅以撤职、开除了结，而不愿兴大狱，广株连。从而，在客观上为革命保护了人才，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他的保护伞下，他的部下刘静庵、潘康时、杨王鹏、蒋翊武等都成为革命党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中坚。而且，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机关部都设在他所属的第41标军营里，社员也以第21混成协的最多。
2、勤奋、廉洁、亲民
黎元洪出身寒微，没有任何背景，全靠自己勤奋打拼，即使是他后来位居高位，始终保持洁身自好的亲民形象。
当年，张之洞正是看好他勤奋做事、能力过人、厚道待人，才委以重任。
本来，在黎元洪到来前，张之洞已聘请了德国教官编练自强军13营，而且还准备筹建炮台，只是没有恰当的人选，而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黎元洪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于是，张之洞当即任命黎监督修建炮台工程兼自强军翻译。
幕府山位于南京东北，前接燕子矶，下临草鞋夹之夹江，远对大江的来路，地势最为险要。在黎元洪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督促下，张之洞日思夜盼的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当年春季开工，冬季就竣工了。在短短几个月内，黎仅用不足4万两银子就修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的工程。张之洞对此大加赞赏说：“我好久没有遇到像黎先生这样文武兼备和老实厚道的人了。他的确是一块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的好钢啊！”并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以示器重。不久，就对黎加官晋级，先后任黎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不仅如此，张之洞还将黎当作自己的重要高参使用，每逢重大决策不是让黎一同参与，就是事先征求他的意见。
1896年初，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也将其爱将黎元洪以及在南京按照德、法操练的500名步、马、炮新军带回湖北。从此，黎元洪在阔别20多年的故乡，开始实现他的飞黄腾达的梦想。
不仅如此，黎元洪还经常住在军营，了解士兵的疾苦，对待士兵十分爱惜体贴。这也是他在士兵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关键所在。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中称：“治军严仁，不滥费军需一钱，有余，即以逮士卒……”
在张之洞调任京师、新任总督陈夔龙到任不久，陈的幼女夭折，陈氏夫妇有意趁机敛财，军中副帅张彪趁机大献殷勤，在湖北军政各总部门上蹿下跳，硬是搞到了十几万两银子买了一件珠衣为之送葬。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在他的上司张彪大肆向总督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总督之际，惟他这个正需要提拔的协统却仅凑上寥寥四五块银元“意思意思”。
可是，在陈夔龙为小女大办丧事不久，湖北地区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黎元洪毅然带着全家人到汉口慈善总会慷慨捐款3000块银元（他当时月薪为500两，3000元是他整整半年的工资）！
陈夔龙得知后，对黎元洪更是怀恨在心，曾多次找借口向清廷弹劾黎。只是一直未见朝廷批复，而且又考虑到黎在军中颇孚众望，惟恐搬掉了黎引起军人哗变而丢了自己的乌纱帽，才悻悻作罢。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1903年黎元洪军中招了一名家住宜昌的新兵张之善，黎元洪到现场亲自考核了一番，发现张的文墨还不错，在与他攀谈之后才知，原来张是一名穷秀才，债台高筑，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为生活所迫，他才来到军营。黎元洪见张难得有一片孝心，当即慷慨解囊把身上仅有的上10块银元交给秀才手中，希望他好好孝敬老母。事隔不久，张秀才母亲因下雪天上山砍柴，不幸摔下悬崖身亡。黎元洪得知后，亲自到军营，再掏腰包80元作为奠银，让秀才尽快返乡葬母。由于后来张秀才表现出众，黎元洪还推荐他上了陆军学堂。
在武昌起义之初，黎元洪也以廉洁自律著称。当时，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正在这时，海军提督萨镇冰奉命率海军来汉镇压民军，他听了手下人员的如此报告后，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次日，黎登上大位。但他接手的是一个乱摊子，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于是，黎从自己做起，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自减薪水，由袁氏规定的191.5元／年，减为57.465元／年，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此外, “五卅”惨案时，他带头捐款，并让长子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找社会名流募捐。同时，他还向国际红十字会以及日本地震赈灾等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
清末民初的著名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黄陂（指黎元洪）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三）乡情依依
1、乡情、乡亲、乡音
黎元洪生于黄陂，长于汉阳，发迹于武昌，魂归洪山土宫山。与故乡生死相依。
他一生特别重视乡情，尤其是他担任大总统期间，他身边的谋士大都是湖北人，如总统府“四大金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其中金永炎和黎澍则是黄陂人。秘书瞿瀛、万德尊（曹禺的父亲）、郭泰祺，以及家庭教师也是家乡人。
不可否认，他之所以乡情依依，首先得益于他幼年感受到了乡亲的温暖。早年，他祖父落难时，是黄陂木兰乡的雷老汉相救。后来他身怀六甲的母亲逃难木兰乡东厂畈，也是乡亲们收留，他因此出生于斯，并一直长到8岁才离开（薛民见《黎元洪年谱》）。
为此，黎当选民国副总统后，曾对当年搭救黎家的雷老汉关怀备至，将其后人带到都督府做事，后来一人官至湖北民政长，一人担任汉口市长秘书。
在南京投靠两江总督张之洞期间，黎元洪举目无亲，是南京新军中任炮目黄陂人罗洪升视其为手足，让其常住家中，亲如一家。后来黎元洪成为张之洞的红人，罗因此同黎一起回鄂一路发达起来，官至管带。首义成功后扩军，他升任第八协协统，并参加了武昌保卫战与阳夏之战。湖北裁军时，罗任陆军工程处长，于1913年负责开凿武昌路通道，并请黎元洪题写了“武昌路”。
黎随张之洞回武汉任职之初，也与一位黄陂老乡结为知己。当时有一位名叫黎大钧的黄陂人，是1883年癸未科进士，曾担任清廷度支部主事长达30年之久，继任山东兵备道、大清银行监督，是黄陂少有的几位知名人士。其老家与黎元洪的出生地相邻。
不仅如此，黎大钧在汉口、武昌也有实业，而且他家住武昌千家街，有很多房屋出租。当时在湖北清军中任职的黎元洪，在武昌没有多少亲戚，觉得与黎大钧又是一笔难写，于是，就租其房，成为“一家人”。黎大钧认为，黎无二姓，而且黎元洪又具军界背景，对自己的生意有益无害。乐于交往。鉴于黎大钧身为进士，黎元洪虽然出身行武，但也是新式学堂的高才生，而且还三赴日本喝过洋墨水。二人你来我往，均觉得趣味相投，有一天他们高兴之余正式结拜为兄弟。
他们缔结金兰时，黎大钧夫人曾认为丈夫比黎元洪年龄要大一节，结拜兄弟不恰当，顶多只能叔侄相称，不应谦让为兄弟。但是，在夫权思想至上的社会里，身为家长的黎大钧一言既出，那就是家庭的“圣旨”。只好让子女们毕恭毕敬地称黎元洪为“叔叔”。
黎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黎元洪日后竟一步登天，黎大钧之子黎澍则随之富贵，成为黎元洪的亲信。
黎澍（字劭平）系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大清银行江西分行任总理。辛亥首义时参加革命，他与女子北阀队队长张仲英结为秦晋之好。随后，他相继出任湖北省财政司长、国税筹备处处长、财政厅长和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直到成为黎元洪大总统的幕僚－－总统府副秘书长。在私下场合，二人则以叔侄相称，黎元洪的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大都交给这位侍侄办理。后成为著名书法家。
其实，黎黄陂之所以决定出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也是通过黄陂老乡、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蔡济民等乡亲因素，前去说服的。而且新军中黄陂籍将士数以千计。
由黎元洪大总统授予“三等文虎章”的黄陂长轩岭人潘正道， 1903年入湖北武普通中学堂，旋转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后任职骑兵边卫军，驻防蒙古。在阳夏保卫战期间，黎元洪拨给步枪200支、钱3000串，派他到黄陂木兰山组织奋勇军。潘招募千余人，推徐镇坤主其事，自任主任参谋，并决定入豫袭清军后路。率200人为前锋，径取河南罗山，罗山独立后使清军如芒刺在背。
南北议和后返鄂，黎都督曾拟任其为团长，他坚辞不就；1912年任南湖预备学校连长，次年参加湖口讨袁之战，1915年与田桐、蔡济民策划讨袁军事。
1921年夏，潘在鄂西与董必武、王守愚、潘康时等组成鄂西自治军，并任总司令。因代表孙中山前往四川联络四川军阀刘湘援鄂，对北洋军阀发动川鄂战争，9月7日受到孙中山致电嘉奖：“仗义兴师，略地及城，深堪嘉慰！”
1938年7月，潘正道就任国民党黄陂县长。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副部长、武汉市副市长。1955年和1957年，被选为武汉市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
另一位黄陂人李铭鼎（字铸青），原任湖北新军第41标队官，首义前对革命不闻不问。首义时闭门不出，闻黎任都督后，立即到都督府报到并任参议，随黎左右，与其共进退。1913年随黎入京，直至天津。黎逝世后回鄂做小生意。
相传黎任大总统时，曾拟将楚语系的黄陂话定为国语，更是天下家乡人耳熟能详的话题。
黄陂方言属楚语系，历史悠久。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许多黄陂话与《楚辞》中出现极多的字、词、句有某种相通之处,是最古老的楚语的产物。黄陂话中的一些字或句式,颇具硬硬朗朗却又拿腔拿调的风格,这种风格也就展现出黄陂话的魅力。
黄陂境内的盘龙城系长江流域的第一古城，是最早的九省通衢，具有3500多年的历史，早在商代黄陂话就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
为此，语言文字专家黎澍就黄陂话的语言特点，向黎元洪进行了专题汇报。他说，在声母方面，黄陂话古全浊声母已清化；在韵母方面，有一组完整的组韵；在声调方面，调值基本上表现在去声调值较高，其他调值较低，入声自成一类，但不短促，与湖南方言相似；在词汇方面，古语词较丰富，楚方言的遗存也较多，亦与邻省的方言相似。
在语法方面，黄陂话口语中有一种常用而独特的语法方式：及物动词＋不＋补语＋宾语，一般将宾语插入“不”的后面，从而改变句子的结构和宾语的词性。如“我今天看不成电影了”变成“我今天看不电影成”。
与此同时，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也几乎断送在几个湖北人手里。他们就是为袁世凯与黎元洪牵线的三个湖北人：浠水的汤化龙、广济的饶汉祥（“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薛观澜《袁世凯黎元洪结合之史实》）和安陆的陈宧（二庵）。一些辛亥革命老人称，湖北的革命事业就是断送在他们三个人手上。二次革命不久，陈宧曾对袁世凯献计：“世界副总统无兵权……今宜请黎副总统入京……”袁对陈言听计从，立即派陈、饶二人将黎解押至京，让黎成为十足的“泥菩萨”。湖北籍国会议员刘成禺曾对人说:“饶汉祥、陈二庵把黎元洪卖了200万元。”（《世载堂杂记》p195）
不容讳言的是，黎利用“火夫将军”“蔡一炮”（蔡汉卿）等屠杀湖北革命者，以及与袁世凯狼狈为奸暗杀首义元勋张振武等，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2、好学、助学、兴学
黎元洪一生以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包括第二故乡）为己任，先后有7所大、中、小学或场馆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兴建、改建或扩建，捐资总额达15万银元。
黎元洪无愧为儒将，他饱读诗书，平时喜欢博览群书，乐于与文人雅士打交道，并着力提拔秀才出身或从海外归来的人员，鼓励他们为教育献计出力。
首义元勋教育家陈时就是其中的一位。陈时，号叔澄（1891—1953），黄陂环城人。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东京宏文学院学习。 因追随孙中山而加人同盟会。1911年春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为实现其振兴中华的愿望，他说服父辈欣然毁家兴学，于1912年在武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中华大学。陈家先后捐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籍3000余部。为取“振兴中华”之意，将学校命名为“中华大学”。成立庆典那天，黎元洪不仅亲自前往祝贺，而且有意将其改为公立大学。
再说首义成功后，黄陂有位开化女子吴淑卿，看见军政府招募新兵的告示，便毅然上书请黎元洪都督招收女兵。刚开始，黎氏以军中皆男子为由，婉言拒绝了。哪知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多次上书，力辩男女不应有别。黎元洪最后允其招女兵一队。一时间，文人墨客纷纷以诗文赞美其为当代花木兰、梁红玉，吴氏名声大噪。
不久，吴淑卿与陆国香发起组织女子师范学校，黎元洪亦拨银2000两资助。吴当上了该校校长后，因校事常来见黎，黎元洪亦乐意与之周旋。哪知，黎的如夫人黎本危（即危文绣）醋意大发，竟背着黎元洪假借都督的名义撤销了吴淑卿的校长职务。1913年，在孙中山女儿孙瑗、孙琬的帮助下，黎又以如夫人的名义创办了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黎元洪任副总统时，为追念自己少年时在北塘读书的困苦，特地拨给北塘镇公所一块50亩菜田的收益为基金和两千元中国银行股票，资助北塘开办学堂。镇公所据北借广慧寺各殿为校舍，办起了北塘第一所学堂——北塘贫民小学,并秉承黎元洪的义举，全部义务授课。给贫民子弟开辟了一条求学之路。
同时，还在老家黎家河下塆，捐资一千银元在其祖居附近修建了一所“孝义小学堂”。
不仅如此，黎元洪早年曾想在武昌创办江汉大学，有意让自美国哥伦比亚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归来的长女黎绍芬担任女生部主任。为此，1919年他筹款银洋10万元购买了当时的中兴煤矿股票1000股，以备日后作办学基金。但因北伐战事，直到1928年他去世时，江汉大学尚无眉目。
1931年3月16日，黎元洪的公子黎绍基、黎绍业继承父亲遗志，致信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诚恳地提出将这笔款项捐赠给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王星拱校长接信后，立即复信致谢，并委派国立武汉大学事务部主任熊国藻先生携带信函前往天津，当面陈述、协商捐款用途。1934年3月26日，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再次给武大复信，说明熊国藻顺利办完中兴煤矿公司股票10万元转移到武汉大学一事，他们已将股票面交熊国藻带回，希望学校查收办理过户。对捐款的用途认为“甚属妥善”。事后，王星拱复函，对黎绍基和黎绍业的善举“甚为感佩”，并告之已收领到10万元股票。
只是宋卿体育馆于1936年7月建成后，不久抗日军兴，且人事变动，纪念堂和辛亥革命首义文献保存处之事就搁置下来，没有下文。
宋卿体育馆位于桂园田径场东侧，地处樱园、桂园之间，呈半圆形，造型古朴庄严，目前是国家第五批保护文物。体育馆四周绕有回廊，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柱，屋顶采用跨度三十多米的三铰拱承重，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正面看台又有中式的重檐——三檐滴水，馆里还做了只有宫廷或者高规格庙宇才采用的斗拱。屋顶覆绿色琉璃瓦，利用密檐高差采光通风，侧墙框架结构，山墙取巴洛克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凯尔斯原本想要在馆前建一个游泳池，未被采用。宋卿体育馆馆长约35.05米，宽约21.34米，它与昙华林翟雅各健身会所、西山跑马场，成为武汉建于抗战前保存下来的三处体育设施。
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的首任董事长也是这位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首任校长则是黎氏任湖北都督时的任命的首任审计科长胡康民。
当年，黎曾派时任都督府审计科长的教育家胡康民返回黄陂担任黄陂劝学所长和教育学会会长，使黄陂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20年冬天，胡康民又与乡绅商量创办一所私立中学，大家便推举黄陂最后一位翰林涂介庵老先生担任名誉校长，胡康民为校长，并请黎澍前往天津聘请前大总统黎元洪为学校董事长。
之所以校名拟定“前川中学”，这是因为黄陂在北宋出了两位大学问家程颢、程颐兄弟，他们不仅创立了将儒、佛、道三学合一的南宋官方哲学“程朱理学”， 程颢还写下了千古传颂的《千家诗》开篇《春日偶成》，其中一句云：“傍花随柳过前川。”同时黎元洪的出生地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与世居地黎家河门口均有一条小河，也有“前川”之意，而黎元洪又是捐赠建校职位最高的一位，这样命名当然是既有文趣，又有名气。黎听后不禁拍手叫好，还欣然接受担任前川中学的首任董事长。与此同时，黎元洪还当即表示，愿将其在黄陂银行股款3万银元捐作前川中学发展基金。
1921年春，胡康民联袂陈景芬、赵南山、黎澍和喻子和等人创办的黄陂县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正式开学。
1946年初，胡康民哲嗣胡秋原告别政坛，回到故乡黄陂恢复前川中学。大家推举前湖北省主席夏斗寅为董事长，胡秋原为校长、前湖北师范学院院长王治孚为副董事长。1948年1月，胡秋原在校长任上顺利当选立法委员。直至1949年6月20日晚，胡秋原离开大陆，前川中学才停办。而前川中学旧址至今仍保存完好。
此外，黎元洪还慷慨解囊兴建“松坡图书馆”、“蔡将军专祠”等。
总之，在黎黄陂六十四年军政生涯中，在湖北家乡就生活与工作了三十二个春秋，且度过了他飞黄腾达的黄金时期。
（四）评价
黎元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物，既是“首义元勋”，又为“床下都督”；既“开明谨厚”，也曾“柔懦误国”；既上过袁世凯的贼船，又誓死捍卫共和；人称“黎菩萨”，却似“泥菩萨”……
他的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功大于过者，亦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享誉国际的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
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斯人已去八十载，作为政治家，他出任首义都督，为号召天下，震慑清廷，使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武汉首倡的“军民分治”，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他率先实行的“省长制”、他二度当国时提出的“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将永载史册；作为军事家他在治军方面，打造了近代中国与北洋军齐名的“南洋军”的品牌；作为与实业家，他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他与华侨创办的中国远洋货船公司，开通了香港经上海至美国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填补了我国远洋运输的一项空白；作为书法家，他继承创新，其书法作品遍及海内外名山名院名寺。尤其是他书赠的书法作品，均要盖上一个“黎黄陂”的篆字体印章。一时间，“黎黄陂”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而今，上海、武汉等特大城市仍然保存着以“黄陂”、“黎黄陂”命名的街道。黎黄陂已经成为黄陂、武汉、湖北乃至中国的一张有如历史上的“柳柳州”以地称名又各异其趣的名片。
毋庸讳言，黎元洪曾上过袁世凯的贼船、充当“黎屠夫”，犯过不可饶恕的错误，最终他以悲剧告别政坛。
风风雨雨几十载,进进退退多少回。有过悲壮的奋起,有过辉煌的登基,更有过绞尽脑汁的争斗和梦魇般的回忆！一切是为己乎?为国乎?人生沉浮,尊卑荣辱，均化作过眼烟云。斯人已去,让后人去评说吧！
